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分析

【摘要】目的：分析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选取2024年9月至2024年10月的护生570例研究，采集其一般资料、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以Pearson分析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结果：观察组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是否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是否死亡、是否为独生子女、PIL评分、DAP-R评分等与对照组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二年级、农村、家庭收入<5万元、未接受过失望教育、

家庭成员无死亡、独生子女、PIL评分降低、DAP-R评分升高为影响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的危险因素。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密切相关（P＜0.05）。结论：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是否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是否死亡、是否为独生子女、PIL评分、DAP-R评分等密切相关，在教学中需要根据家庭情况等可控因素进行针对性管理。

【关键词】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死亡态度；相关性

随着医疗技术的持续发展与居民自我保健意识的增强，护理行业在医疗卫生体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其中高职院校作为培养专业护理人才的重要场所，而护生生命意义感和死亡态度则会直接影响其未来工作状态、职业素养和人文关怀能力[1]。然而当前高职院校护生在面对生命与死亡问题时缺乏深入思考和系统教育，导致其在面对死亡时出现恐惧、逃避或冷漠等负面情绪，因此本文选取2024年9月至2024年10月的护生570例进行研究，针对高职院校护生的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进行相关性分析，旨在揭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高职院校护理教育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了解高职院校护生的生命意义感现状，评估其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和态度，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4年9月至2024年10月的护生570例研究，采集其一般资料、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其中男22例、女548例，年龄18-22岁，平均（19.24±1.02）岁。

纳入标准：①高职院校护理专业在校学生；②年龄18-22岁；③学生本人理解研究目的、内容和方法，明确知道自己参与研究的权利和义务，并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以保障研究的伦理性和合法性；④能够配合完成调查；⑤无严重精神疾病史；⑥无重大身体疾病影响认知和情绪。排除标准：①拒绝参与研究；②研究期间出现严重精神或身体疾病；③休学或请假时间>2周；④家庭发生重大变故；⑤参与其他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项目或课程。

1.2方法

1.2方法

1.2.1调查方法

调查问卷均由研究小组成员作为调查员进行面对面调查，开始之前研究者向体检者介绍研究目的、内容和需要研究对象提供的主要信息，与所有研究对象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共发放问卷570份，回收问卷566份，回收率99.30%。

1.2.2资料收集

编制《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分析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内容是基本信息调查，主要包括性别、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是否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是否死亡、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收入。

第二部分内容是量表内容，①生命意义感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PIL）从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生活目标、生活自由4个维度评价，包括20个条目，采用7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7分），总分20-140分，Cronbach’s α系数为0.85左右[2]。②死亡态度量表（Death Attitude Profile - Revised，DAP-R）包含30个条目，分为五个维度，即逃避死亡、害怕死亡、接受死亡、寻求接近死亡和死亡愿望，每个条目采用5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1分）到“非常同意”（5分），总分范围为30到150分，Cronbach’s α系数0.78[3]。

1.3分组

根据PIL评分结果分组，其中PIL评分>100分为生命意义感强（对照组295例）、PIL评分≤100分为生命意义感弱（观察组275例）。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8.0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行X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法分析危险因素，以Pearson程序分析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分析

观察组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是否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是否死亡、是否为独生子女、PIL评分、DAP-R评分等与对照组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单因素分析结果[n(%)]、（x̄±s）

2.3多因素分析

以生命意义感为因变量，各项基础资料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见表3。具体赋值见表2。

表2：各因素赋值

表3：多因素分析

2.4分析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

Pearson程序中输入566例护生患儿PIL评分、DAP-R评分，分析的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密切相关（P＜0.05）。见表4。

表4：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的相关性

3.讨论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二年级、农村、家庭收入<5万元、未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无死亡、独生子女、PIL评分降低、DAP-R评分升高为影响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的危险因素，分析：（1）经济条件差可能使家庭对护生期望集中在经济回报上，希望其毕业后能尽快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这种压力导致护生过度关注职业经济收益，而忽视护理职业本身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影响其生命意义感形成[4-6]。（2）：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学校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课程设置等方面可能不如城市，护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教育质量有限，对生命意义相关的知识、价值观等理解不够深入，影响其在高职阶段对生命意义感进一步培养[7]。（3）死亡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更全面地理解生命的有限性和珍贵性，从而增强生命意义感，未接受过死亡教育的护生可能对生命完整过程缺乏深刻理解，无法从生命终结这一角度去思考生命意义，导致其生命意义感较弱[8]。（4）作为独生子女，护生往往承载着整个家庭的期望，家庭对其学业、职业发展等方面的要求可能较高，这种过高期望可能导致护生感到压力巨大，一旦无法达到预期，就会产生自我怀疑，影响其生命意义感[9]。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生命意义感与死亡态度密切相关（P＜0.05），分析：护生在学习和实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死亡情境，如临终患者护理、急救失败后死亡等，如果其对死亡持消极态度，这些经历可能会带来心理创伤，削弱生命意义感。相反积极的死亡态度可以帮助护生更好地应对这些情境，从护理工作中找到帮助患者减轻痛苦、维护尊严的意义，从而增强生命意义感。其次护理职业强调尊重生命、关爱患者，这种价值观与积极的死亡态度相契合，护生如果能够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且在护理工作中帮助患者和家属面对死亡，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护理工作的价值，增强生命意义感[10-12]。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护生生命意义感较弱，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与年级、生源地、家庭收入、是否接受过失望教育、家庭成员是否死亡等密切相关，且护生生命意义感不强可直接影响其死亡态度，因此教学中需要针对进行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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