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在评估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胎儿生长发育中的应用

摘要：目的：探讨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在评估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胎儿生长发育中的应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了我院从2023年7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住院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病例95例作为观察组，同时随机选取同时期住院的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95例作为对照组。收集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及超声生物测量数据，分析两组间的差异性，同时分析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数据与胎儿出生体重之间的相关性。结果：两组在孕前BMI及分娩前BMI等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的孕前BMI及分娩前BMI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AC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均与胎儿出生体重呈正相关关系，且两组中AC的r2 值相较于其他生物测量数据均较高。结论：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胎儿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胎儿出生体重与腹围的相关性较强，预测价值较高。

关键词：妊娠期糖尿病 超声生物测量 孕晚期 胎儿生长发育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妊娠期最常见的代谢并发症。GDM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根据诊断标准及研究选择的人群不同，其发病率为5-25%[1]。GDM可能导致多个产科并发症，并增加后代代谢性疾病的风险，因此超声在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的孕期检测中尤为重要。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在评估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胎儿生长发育中的应用。

1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了我院从2023年7月1日到2024年4月30日住院分娩的妊娠期糖尿病孕产妇病例。以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为原则，最终收集了95例妊娠期糖尿病孕妇作为观察组，同时随机选取同时期住院的非妊娠期糖尿病孕妇95例作为对照组。

纳入标准：临床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孕妇；孕周为37周-41周；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妊娠前已合并严重的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慢性肾等疾病、恶性肿瘤等；临床资料不完整者。

1.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住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一般临床资料，通过查阅门诊工作站收集相关超声检查数据包括双顶径（BPD）、头围(HC)、腹围(AC)、肱骨(HL)、股骨(FL)等。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对所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对连续型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Mann-Whitney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连续校正x2检验。相关性检验采用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计算相关性，其中r2 表示拟合优度，数值越大，其超声预测的准确性越高。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的统计结果分析

由表1可以看出，两组在年龄、产次、孕期增加体重、分娩孕周及分娩方式等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而两组在孕前BMI及分娩前BMI等方面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观察组的孕前BMI及分娩前BMI明显高于对照组。

表1 观察组及对照组的一般资料统计结果

注：&用Mann-Whitney U检验，其余变量均用x2检验或连续校正x2检验。

2.2 两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统计结果分析

由表2可以得出，观察组AC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的BPD、HC、HL、FL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表2  观察组及对照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统计结果

注：*用独立样本t检验；余均用Mann-Whitney U检验。

2.3 两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与胎儿体重的相关性统计分析结果

由表3统计结果得出，两组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均与胎儿出生体重呈正相关关系，且两组中AC的r2 值相较于其他生物测量数据均较高（观察组中AC r2 =0.780，P＜0.05；对照组中AC r2 =0.754，P＜0.05）。

表3  观察组及对照组超声生物测量数据与新生儿体重的相关性分析

注：*表示：P＜0.05

3 讨论

本研究中由表1的对比显示观察组的孕前BMI及分娩前BMI明显高于对照组。对于超重和肥胖的人来说，脂质产生的增加会导致脂肪组织和其他器官(如肝脏)中脂质(主要是甘油三酯)的积累。肝脏胰岛素抵抗在肥胖时增加，妊娠时进一步加重，从而增加发生GDM的风险[2]。此外，孕期超重或肥胖会增加代谢紊乱等不良后果的风险:高血压、早产、死产等[3]。因此，产科医生要定期评估孕妇的BMI和妊娠期体重增加，以防止母婴并发症的发生。

本研究由表2、表3及表4可以得出，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数据在新生儿出生体重的应用中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AC的相关性较强，预测价值较高。这一点与本研究结果相符，超声生物测量中BPD、HC、AC、FL、HL等都是评估胎儿生长发育的常用指标。GDM孕妇相比于非GDM孕妇宫内胎儿的生长发育曲线有明显不同［4］，GDM孕妇的胎儿其体内脂肪多沉积于肩部和躯干，血糖控制不佳者其胎儿会出现胰岛素敏感组织体重的增加，如肝脏、胰腺、心脏、肺和肾上腺等，而BPD、HC、FL、HL等这些骨性的测量指标的变化相比于非GDM孕妇而言变化不大，故而，GDM在一定程度上可导致胎儿腹部皮下脂肪增多，从而增加对AC的影响性[5]。因而与其他骨性测量数据相比，孕晚期GDM孕妇胎儿体重的评估AC更具有准确性。

总之，孕晚期超声生物测量对GDM孕妇胎儿生长发育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其中胎儿出生体重与AC的相关性较强，预测价值较高。但此次研究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之处，本研究样本较少，且数据仅来自一家医院，存在一定程度的选择偏倚误差，故后期需要进行大样本多变量的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探究超声生物测量在预测GDM胎儿出生体重方面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Anna S Andersen, Sidsel Linneberg Rathcke, Trine Tang Christensen, 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cond trimester ultrasound fetal biometrics and gestational diabetes.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 2022 Sep:276:139-143. 

[2] Katarzyna Cypryk, Magdalena Pertyńska-Marczewska, Wiesław Szymczak, et al.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s common risk factors for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 perinatal macrosomy in offspring and type-2 diabetes in mothers]. Przegl Lek. 2005;62(1):38-41.

[3]Emilyn U Alejandro, Therriz P Mamerto, Grace Chung, et al.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A Harbinger of the Vicious Cycle of Diabetes. Int J Mol Sci. 2020 Jul 15;21(14):5003. 

[4] O Langer, Ultrasound biometry evolves in the management of diabetes in pregnancy. Ultrasound Obstet Gynecol. 2005 Nov;26(6):585-95.[5]王小倩. 超声测量在妊娠期糖尿病产前管理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卫生产业. 2016,13(02).